刘治立
(陇东学院 历史与地理学院，甘肃 庆阳 745099)
狄仁杰(630—700)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，作为武周的宰相，深受武则天的信任，同时却极力维护唐朝的利益，为后来李唐的顺利复辟打下了基础。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人物，古代学者很少做出专门的讨论。局限于宋人设定的政治伦理准则，《唐鉴》《唐史论断》等对狄仁杰的品格及功业也很少论及。这种状况直到明朝后期才发生了变化。李贽(1527—1602)在《藏书》和《史纲评要》中以独特的视角评断历史人物，“为文不阡不陌，摅其胸中之独见，精光凛凛，不可迫视”[1]12，对许多长期受到褒扬的人物予以讥评，而对狄仁杰在宦海沉浮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却予以高度的赞扬。稍晚于李贽的王夫之(1619—1692)虽然在思想上具有启蒙色彩，在论点上多有戛戛独造之处，但对狄仁杰的评论却与李贽的观点大相径庭。将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，可以增强对狄仁杰的认识，同时能够更好地把握明清之际社会思想的嬗变与分化。
一、举贤善荐与知人之哲武则天善于用人，狄仁杰亦不失时机推荐贤才，使许多英才得以实现平生抱负。《旧唐书》称其“常以举贤为意，其所引拔桓彦范、敬晖、窦怀贞、姚崇等，至公卿者数十人”[2]2894。《新唐书》赞其“引张柬之等，卒复唐室，功盖一时，人不及知。故唐吕温颂之曰：‘取日虞渊，洗光咸池。潜授五龙，夹之以飞。’世以为名言”[3]4221。李贽“尤爱读史，于古人作用之妙，大有所窥”[4]277。他在《藏书》中记述了狄仁杰不失时机举荐张柬之的事迹：“长安中，武后谓狄仁杰曰：‘安得一奇士用之？’仁杰曰：‘陛下求文章资历，今宰相李峤、苏味道足矣。岂文士龌龊，不足与成天下务哉？’后曰：‘然。’仁杰曰：‘荆州长史张柬之，虽老，宰相材也。’后即召为洛州司马。他日又求人，仁杰曰：‘臣尝荐张柬之，未用也。’后曰：‘选之矣。’曰：‘臣荐宰相，非司马也。’乃授司刑少卿，迁秋官侍郎。”[5]307他连续举荐栋梁之材张柬之，终于使其得到重用。《史纲评要》中说，狄仁杰举荐的张柬之、姚元崇、桓彦范、敬晖等数十人“率为名臣”，人们赞之“天下桃李，悉出公门矣”，狄仁杰回答说：“荐贤为国，非为私也。”李贽批注：“如狄公者，真所谓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缁。”[6]321在推荐人才上，狄仁杰像春秋时期晋国的祁奚一样举贤不避亲。武则天命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，“仁杰举其子光嗣，拜地官员外郎，已而称职”。太后喜曰：“卿足继祁奚矣。”李贽夸赞其为“狄老通”[6]320。
王夫之充分肯定狄仁杰在唐代大臣中的突出地位，曰“唐之相臣能大有为者，狄仁杰而外，德裕而已”[7]782。在荐举张柬之担任要职和请求恢复庐陵王的太子地位上，狄仁杰功不可没，其“请复庐陵，而树张柬之等于津要，武氏灼见其情而自不能违”[7]612。王夫之不仅对其荐举贤才予以很高的评价，而且分析了能够荐举贤才的根本原因是具备知人之哲。“知人之哲，其难久矣。狄公之知张柬之、敬晖，付以唐之宗社，何以知其胜任哉？夫人所就之业，视其器之所堪；器之所堪，视其量之所函；量之所函，视其志之所持。志不能持者，虽志于善而易以动，志易动，则纤芥之得失可否一触其情，而气以勃兴，识以之而不及远，才以之而不及大，苟有可见其功名，即规以为量，事溢于量，则张皇而畏缩。若此者，授之以大，而枵然不给，所必然矣。”[7]617王夫之认为，狄仁杰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身怀知人之哲，具体而言，就是能够洞悉这些忠贞贤才的器之所堪、量之所函和志之所持。
二、委曲以用机权与持大正以自处狄仁杰经历了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朝，其为官的鼎盛时期则是在武周。他犯颜直谏，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，得到武则天的信任：“太后信重仁杰，群臣莫及，常谓之国老而不名。仁杰薨，太后泣曰：‘朝堂空矣。’自是朝廷有大事，众或不能决，太后辄叹曰：‘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？’”[5]1201对于这一点，王夫之的观点与李贽颇为接近，认为“狄公之与张柬之，皆有古大臣之贞焉，故志相输、信相孚也”[7]620。
王夫之也认为，“隐忍”是大臣在特殊条件下“极致”的做法：“屈身逆乱之廷，隐忍以图存社稷，人臣之极致也，而抑视乎其所处矣。测其有可图之几，以待天下之变，姑且就之，两处于有余之地，以存其身与其禄位，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；则名义之途宽，而忠孝之防裂，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。”[8]640王夫之揄扬“陈平、周勃俯仰于吕后之侧”的隐忍事例，曰“惠帝崩，后宫之子，犹高帝之苗裔，可以为君者，依之以待吕氏之变，而伸其诛锄，固未尝一日辱其身于异姓也”[8]641。对于有人质疑狄仁杰为什么不肯隐身林泉洁身不仕，王夫之说：“狄仁杰之仕于伪周也，庙已改，君已囚，无可仕矣。而仁杰当高宗之世，未与大臣之列，则舍武氏不仕，而更无可执国柄、进忠贤、以为兴复之基。灼知其逆，而投身以入，不恤垢辱以与从逆之臣齿，非但一死之不惜，操心愈隐，怀贞愈烈，尤非夫人之所可托者也。”[8]641狄仁杰在高宗时期职位低下，还不能列于重臣之中，无力劝阻武则天。如果放弃在武周做官，就没有机会执掌国柄，无法举荐忠勇贤达之士，故他只能在武周时期逐渐施展复唐计划。“或曰：狄仁杰厕身淫后奸贼之间，与周旋而不耻，论者以存唐之功归之……曰：仁杰骤贵于武后之朝，当高宗之世，未尝位大臣、秉国政，权固轻矣，故不能不假权于武后以济大难。”[7]301-302狄仁杰与周勃一样隐忍以待，最终造成了复唐之势。“妇人之道，柔道也，反其德而为刚，虽恶易折。《大畜》之五曰：‘豮豕之牙，吉。’牙可豮也，而吕、武以之，周勃、狄仁杰豮之而吉矣。”[7]99周勃与狄仁杰能够抓住事物的关键，隐忍而行，相机而动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对于狄仁杰隐忍以待的行为，李贽与王夫之的看法比较接近，但对于其心理动机，两者的观点则相去甚远。李贽认为，从狄仁杰身上可以看出，“当斯之际，尚有可为之人，则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。特未有学术如梁公者”[5]186。这里的“学术”指观念或主张。李贽在《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》中说：“墨子之学术贵俭……商子之学术贵法，申子之学术贵术，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、术。”[4]224狄仁杰的“学术”比较灵活，讲求策略，善于把握机遇，相机而行，在逆境中创造出有利于唐朝复辟的条件，如极力主张立李显为太子，推荐忠于唐朝的张柬之为宰相。
王夫之将狄仁杰称作“守正不阿、效忠不贰”[7]623的大臣，认为“涉大难，图大功，因时以济，存社稷于已亡而无决裂之伤”[7]611。机权指机智权谋，王夫之不同意委曲以用机权的说法。“论者曰‘非委曲以用机权者不克’，而非然也，亦唯持大正以自处于不挠而已矣。以机权制物者，物亦以机权应之，君子固不如奸人之险诈，而君子先倾；以正自处，立于不可挠之地，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。故所谓社稷臣者无他，唯正而已矣。”[7]611狄仁杰持大正以自处，不靠耍弄机权营造形势，而是恪守正道和初心。“以道为心，以心为守，坦然无所疑虑，其视妖淫凶狠之武氏，犹夫人也，不见可忧，不见可惧。”[7]612在王夫之看来，狄仁杰并不是委曲以用机权，而是坚守正言、正行、正志，平生处事“无不正之言，无不正之行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”[7]612。
如何看待君子与小人，成了李贽和王夫之观点的分野。李贽认为，过于看重君子品格，会使许多人在历史认识上裹步不前。“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，而小人得以制君子。故往往明而不晦，激而不平，以至于乱。”[4]277儒家所宣扬的修齐治平固然很好，但要放在具体的条件下才可施行。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盲目行动，会带来杀身之祸，对于江山社稷也没有益处。“修身齐家之说之足以祸天下也。非修身齐家之不可也，所以闻诚正修齐之说者非也。”[5]1078王夫之却十分看重君子品格，认为“君子小人忽屈忽伸，迭相衰王，其乱也，更甚于小人之盘据而不可摇，何也？君子体国，固自有其规模；小人持权，亦自有其技术”[7]758。君子应当保持高洁的节操，如果“不幸陷于逆乱之廷，可去也，则亟去之耳。不然，佯狂痼疾以避之；又不然，直词以折之；弗能折，则远引自外而不与闻。身可全则可无死；如其死也，亦义命之无可避者，安之而已；过此则无术矣”[7]58-59。面对逆乱之廷，君子如果能远离，就应该佯狂远避；如果不能走开，就要竭力劝阻。
王夫之所鄙弃的小人的“技术”，与李贽所夸赞的“学术”大致相同。李贽以为“世之小人既侥幸丧人之国，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，名心太重，护惜太甚，为格套局面所拘，不知古人清静无为，行所无事之旨，与藏身忍垢、委曲周旋之用”[1]13。王夫之的看法与李贽相左，其言：“使为君子者，远爵赏之权，泯交游之迹，不歆便佞之推戴，不假新进以攻排，无瑕可求，孤立自任，则败类恶得而乘之？狄仁杰且以制诸武之凶，李沆终不受梅询、曾致尧之惑，大臣之道，当如此矣。”[7]88
史书中称赞狄仁杰说，“武后乘唐中衰，操杀生柄，劫制天下而攘神器。仁杰蒙耻奋忠，以权大谋”[3]4221。王夫之不同意“蒙耻奋忠”的说法：“夫君子之道，所以合天德、顺人心、而非异端之所可与者，森森鼎鼎，卓立于祸福之外。”[7]751有人认为狄仁杰“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听，树虎臣于左右而武氏不疑，此必有巽入之深机，以得当于武氏，而后使为己用”[7]611。“巽入”的意思是卑顺而无所不容。王夫之不以为然，对“巽入”的说法予以反驳：“考公之生平，岂其然乎？当高宗时，方为大理丞，高宗欲杀盗伐昭陵柏者，公持法以抗争，上怒洊加而终不移；及酷吏横行之际，为宁州刺史，以宽仁获百姓之心；再刺豫州，按越王贞之狱，密奏保全坐斩者六七百家，当籍没者五千余口免之；此岂尝有姑尚委随而与世推移以求曲济之心乎？”[7]611-612其“尤赫然与日月争光者，莫若安抚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”[7]612，移风易俗。王夫之以狄仁杰为官期间持法抗争的事例，来说明狄仁杰坚守合天德顺人心的君子之道，不曾“委随而与世推移以求曲济之心”。
三、污身全君与以死卫主狄仁杰身处大周，却思考着保存唐朝血脉，恢复唐朝国祚，有人将其用心良苦与诸葛亮相比拟：“诸葛亮辅汉于蜀，狄仁杰反周为唐，其心一也。”[9]李贽与王夫之对于狄仁杰卫唐的认识是一致的，但在如何维护唐祚上，他们的观点则存在较大差异。
武承嗣、武三思都觊觎太子之位，表现得异常活跃，武则天迟疑未决。在皇位继承问题上，狄仁杰想方设法阻止武氏子弟的企图。他诱使张易之向武则天劝迎庐陵王李显，又借解梦之机劝谏。武则天梦见鹦鹉折翅，狄仁杰借着解梦进言。“仁杰曰：‘武者陛下之姓，两翼二子也。陛下起二子，则两翼振矣。’由是罢立武承嗣意。”李贽以批注的形式表达了意见：“好个占梦先生！”[6]322狄仁杰进一步说：“姑侄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庐陵王，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；三思立，庙不祔姑。”[3]4212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武则天，“由是无立承嗣、三思意”[5]1201，“遣迎庐陵王于房州”[5]185。李贽在《史纲评要》“姑侄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，配食太庙。立侄，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”一段下逐字圈点，并作眉批“只索如此与他说”[6]320。
李贽对狄仁杰品格的评价，集中在以下一段论述中：“梁公始者几危，后得免于虎口，遂有悟于黄帝、老子之旨，同尘合污，与世委蛇。对主褫裘，当朝纵博，非但全唐，亦以完躯，其事伟矣。又可喜者，娄公实荐梁公，而反以为不知人；梁公实重娄公，而反数挤之于外。朋党之疑不开，二张之交已合，后虽忮忍，而不知反正之权，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。所谓污其身以善其君者，梁公有焉。奈之何记史者往往添足其间，欲以为梁公讳也。故撮其要者，录之于篇，亦以见当斯之际，尚有可为之人，则天下决无不可为之时。特未有学术如梁公者，徒使人扼腕叹息，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。”[5]186这段论述表达了四层意思：
第一，狄仁杰身处危局，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。他巧妙避开武则天的忮忍，机智地与一些士大夫所不齿的“淫奴”周旋。例如，当张易之向狄仁杰询问自安之计时，狄仁杰告诉他“惟劝迎庐陵王，可以免祸”。李贽评点曰：“使二张倚伏问计，伟矣！”[5]185武则天“命与昌宗双陆”，狄仁杰毫不犹豫地应命，且提出以自己的袍子赌张易之价逾千金的集翠裘。结果，狄仁杰累局获胜，“对御褫裘，谢恩而出”。李贽的评点是满满的赞美之词：“神哉！妙哉！视若平常，令人畅快，可谓振(震)古的英雄矣。非此公安能当武氏之巨眼乎？”[5]185-186
第二，狄仁杰为人处世，自有其准则。李贽记述了狄、娄之间为政的渊源。“狄仁杰未辅政，师德荐之。及同列，数挤令外使。武后觉，问仁杰曰：‘师德贤乎？’对曰：‘为将谨守，贤则不知也。’又问：‘知人乎？’对曰：‘臣常同僚，未闻其知人也。’”[5]183狄仁杰不因娄师德的荐举之恩而对其一味地赞扬，而是数次挤抑娄师德，避免了私结朋党谋取利益的嫌疑。这种做法不是忘恩负义，而是更显公心公义，故李贽称之为“可喜者”。
第三，狄仁杰很好地处理了“全躯”与“全唐”的关系。史书对于狄仁杰的“全唐”和“善其君”给予很高的评价。《旧唐书》赞曰：“终替武氏，克复唐基。功之莫大，人无以师。”[2]2908唐人吕温在《狄梁公立庐陵王传赞并序》中说：“唐复为唐，繄公是赖。”[10]6348“是用蒙大耻，履大险，耸节振美，以持世心。”[10]6348冯宿《魏府狄梁公祠堂碑》赞之曰，“再造唐室，时维梁公”[10]6302。以李贽而言，他曾说：“论赞须具旷古只眼，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。”[4]200确实，李贽“品骘区别”，评判历代人物是非得失时独出胸臆，“据事直书，真可谓断自本心，不随人唇吻者也”[5]刘东星序。上述其对于狄仁杰的评价，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。
第四，一些历史著作拘于政治伦理，在论其善君的同时却极力回避污其身，甚至画蛇添足美化其行为，以便为贤哲避讳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李贽认为，狄仁杰以天下苍生为怀，而不是简单地效忠唐朝抵制武周。其在《藏书》等著作中对狄仁杰重要事迹的书写，就是要展示狄仁杰的学术，“以见当斯之际，尚有可为之人”。
与李贽不同，王夫之认为，狄仁杰虽然在武周时期受到重视，却不肯丧失臣节，不肯与权奸同流。“若夫社稷臣者，以死卫主，而从容以处，期不自丧其臣节，如谢安之于桓温，狄仁杰之于武氏，亦岂矫矫自矜以要权奸之知遇乎？”[7]285李贽认为，狄仁杰合污而终不同流，既能全唐，又能全身，“其事伟矣”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王夫之则批评说：“李贽之徒，推奖以大臣之名，而世教愈乱，亦惨矣哉！”[7]884王夫之对狄仁杰“污其身”以完躯却讳莫如深，主要强调狄仁杰与佞臣的对抗，而尽量回避其与张氏兄弟的交谊。
四、断自本心与卫道立场王夫之出生时，李贽去世方才17年。他们同属思想启蒙者，在人物评断上都有非凡的史识，李贽一切断以己意，王夫之立论迥异流俗，但二人的思想倾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王夫之指责晚明《藏书》等史评，并明言“李贽《藏书》,为害尤烈”[11]。从学术渊源看，李贽的思想属于王学左派；东林派反对王学，王夫之“不仅在学风上，砥砺节行，反对王学，和东林派气味相近，而且实在有师友渊源的关系”[12]39。王夫之曾批评李贽说，“论史者之奖权谋、堕信义，自苏洵氏而淫辞逞。近有李贽者，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”[7]377。
李贽是明代中后期极其“富于挑战性和进取精神的思想家”[13]，他评断历史人物，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，不为他人的观点所左右。李贽反对以名教来约束人的行为，鄙弃儒家文化所宣扬的“文谏死”，认为那样做于国于己均属无益。对于挖空心思要取代唐朝的武则天宣讲修齐治平，显然不合时宜。武则天处心积虑要以周代唐，不会因为大臣们的拼死谏诤而“低头回心，终为人下”[5]1078。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犯颜直谏，试图打动武则天，使其放弃创建武周的行动，只能是徒劳。“诸公但见犯颜敢谏之为忠，杀身成仁之名美，拘守圣人名教之为贤，不知适所以增武氏之虐焰，而鼓之滔天也。”[5]1078故容肇祖说：“李贽的思想，是很自由的，解放的，是个性很强的，并且是适性主义的。”[14]
王夫之认为，读书要“辨其大义，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；察其微言，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”[7]494。这既是他读书的立足点，也是他评断历史人物的准则：“在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时，王夫之秉承儒家仁义天德，会通时势，指点议论，不失儒者之矩范，堪称《春秋》之遗韵。”[15]在《读通鉴论》中，王夫之称道唐太宗，只是将“伪周武氏”附于中宗，并对武则天直称“淫后”。他还认为，狄仁杰在妖言四起的武周能够保全身家性命乃是天助的幸运，并非武则天的贤明：“狄仁杰非有天幸，则族灭久矣。”[8]378而《藏书》则如实记载了武则天的政绩，多次赞誉其为“圣后”，认为她“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，然不称职者，寻亦黜之，或即加刑诛。政由己出，明察善断，故当时英贤，亦竞为之用”[5]1201。李贽认为她能以爱才为心，“胜高宗十倍、中宗万倍矣”[5]1201。
王夫之认为，李贽之流“横而无忌”[7]484，将其思想视为洪水猛兽：“若近世李贽、钟惺之流，导天下于邪淫，以酿中夏衣冠之祸，岂非逾于洪水、烈于猛兽者乎？”[7]925其“看卓吾这班人，简直是人欲横流，‘坐在利欲胶漆盆中’。他反对卓吾，完全持一种‘卫道’态度，以‘正学’反对‘异端’”[12]74。李贽则反对假道学，以真道学自居。在《初潭集序》中，他自谓“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，实莫过于卓吾子也”[16]，且身后其名益重而书益传。李贽死后，“他的学说却反倒不胫而走，鼓荡起尔后许多代的如火如荼的新文化、新思潮。李贽死后不久，便先后爆发了以主张改良政治、争取言论自由为内容的东林党与复社的士人群体抗议运动。三大民主思想家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也相继登上历史舞台”[17]。虽说在思想上有前后相继的关系，但两者的思想倾向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，甚至存在很大的反差。
五、结语李贽与王夫之都是杰出的思想家，其思想各有千秋。“船山有许多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议论，有许多地方深刻、丰富、启发性很大，非卓吾所能及。卓吾有些粗率、狂诞、不成熟的地方，正反映出那个‘萌芽’状态。”[12]74这是就二者的思想体系而言。如果单就两人对狄仁杰的论断来看，李贽的观点固然有粗率、狂诞的一面，但也有更趋进步的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