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1年，陈其美、蒋介石、黄郛三人在上海打铁浜结为盟兄弟，称“安危他日终须仗，甘苦来时要共尝”。比起另外两位，黄郛算是这三兄弟中最不知名的一位。
彼时，三人正在参与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一环——上海光复。年仅30岁的黄郛已经是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、南京临时政府兵部总监，而当时的蒋介石不过是他手底下的一个团长，官儿也没他高。
留日时期的黄郛（左）和蒋介石（右）
早在1905年之时，黄郛就以浙江省第一名的分数被清政府公派至日本留学，入东京振武学校。在日本，他成为了同盟会的最早一批成员，并且主导成立了“丈夫团”，任团长，是元勋中的元勋。
1908年，保定陆军学校中的14名学生入东京振武学校，其中就包括蒋介石。这时的蒋介石成为了黄郛的迷弟，四处为其张罗工作，两人也因为同乡情谊，结为好友。
留日时期的黄郛
然而时局风云变化，时代的洪流裹挟三位青年人的青春，将他们拍死在截然不同的岸上。1916年，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，孙中山痛呼：“失我长城”。他以革命烈士的英名，镌刻在了历史长河中。
蒋介石我们已然熟知，但黄郛在历史上最多的评价，则是“大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。
1928年5月3日，日本见北伐军军纪混乱遂以保护侨民为由武力阻拦北伐，屠杀中国军民1.7万人并强占胶济铁路沿线的行政机关。
蒋介石为了“北伐大业”、“国家统一”能够顺利完成，选择绕道北伐、和日本人妥协。所以，他必须要找到一个人出来，和日本人谈判、并且牺牲掉他。
彼时，他只能选择自己的老兄弟黄郛前去顶缸。这个时候的黄郛早已经是政坛名人，民国成立后他履历功劳，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时候担任了北洋政府的代表团顾问。1923年时出任外交总长、教育总长等职位。在1924年，他成了撺掇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关键人物，后来短暂的成为代理的内阁总理、代行大总统的职权，又兼了交通、教育两个部长，仅仅1个月后段祺瑞复出，他只能辞职。
黄郛就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仪式
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，黄郛先后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（系上海首任市长）、外交部部长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后也有他的身影。仕途正隆之际，被要求前去做这般断送前途之事，他的境遇和当年的陆征祥签署二十一条，也没什么区别。
作为中国外交长官之首的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，理应受到高规格的接待，但他却遭到了百般羞辱。后来在报告中他写的很详细，这里笔者摘录如下：
吾至日军司令部后并不得会见福田，惟见河野，亦仅数语自去。使我坐一小室中，不复见其高级人员。久之，一排长手持一纸来，迫我签字。纸上书者，为“今日冲突由中国革命军抢日人东西，并打日人而起”云云。吾视之愤甚，拒不签字，继来一班长，以手枪相协，吾誓死不签。后又一人持调查报告单来，单中有“目见一日兵被中国兵杀死”等语。又强逼签字，形势更凶毒无人理。吾不得已乃提笔于此报告单上批写“此单我已阅过”，至是始得放我回部，并叹恨此耻辱向未尝受。
一个堂堂的外交首长，竟然被一个日军排长和一个班长拿着枪威胁，要求他签字，彼时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蛮横无理，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蒋介石已经决意妥协，被当做枪使的黄郛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在济南惨案后，蒋中正在1928年5月3日（济南惨案当日）的日记中写道：“身受之耻，以五三为第一，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，亦由此而始也！”而后放弃了对日本的幻想，转而投靠英美帝国主义。
济南惨案后的全国大游行
5月10日，蒋介石在兖州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， 决定“对军事暂取不抵抗方针，先礼后兵，以观其后。而迅令各军全部渡河，继续北伐，集中全力完成革命为目前唯一方针。故对于日本，凡可忍辱，且暂忍之，必至最后忍无可忍之时，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，与之决一死战。”
在这其中和日本人直面斡旋的黄郛，自然成为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，在当年他受到了舆论的家谴责，蒋介石不得不将黄郛免职。黄郛回到老家著书，在1931年到了莫干山成为一个小小的村长，但实际上也为自己的老兄弟做幕后“幕僚”。
当然了，给蒋介石顶缸，自己仕途尽毁，没有人是不会生气的。后来蒋介石极尽挽留，希望黄再度出山，黄郛最后都厌烦了，甚至说“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敏，故不共事也。”（要是咱们还想当朋友，别叫我跟你一起共事了），一门心思在莫干山搞乡建、搞扶贫。
1933年，日本人冲进山海关，长城抗战爆发，中国军队在孤立无援中溃败，日军一头扎进了华北平原。此时，正忙于内战的蒋介石作者“安内必先攘外”的打算，于是再次请黄郛出山。此时的黄郛深感国家正在生存存亡关键之际，遂抱着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决心，不顾亲友劝阻北上和日本人斡旋。
塘沽协定签署照片
1933年五月份，中方代表何应钦、黄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，将偌大的华北平原，拱手让给了日本人。这个臭名昭著的条约，实际承认日军对山海关以北和长城的占领，并且将华北北方沿线20余县设为不设防区，遂真正掘开了日本人侵略野望的大堤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，给七七事变奠定了基础。
消息传出后，举国上下对黄郛进行铺天盖地的批判。1934年黄郛主持了华北政整会，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和日本斡旋，但大兵压境、国力衰微、蒋介石也在打内战，此时他既无法否认伪满洲国存在的既定事实、又没办法三言两语让日军退兵，只能深感“力薄回劫后天”。
黄郛的夫人沈亦云也看不下去了，当着蒋介石的面痛骂：“辱国差使，宜派人轮流充当，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？！”弄得蒋介石也尴尬的很。
后来黄郛自己也在采访中解释：“这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，当然能够谅解，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，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，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，真是痛苦万分。一年以来对内对外，尽做矮人，我并非不知道伸腰！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？为国家设想，不能那样冒险……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，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。我年己五十五，大小的官都曾做过，尚复何求？！”
1935年春天，黄郛回到莫干山。也就在那一年，华北再度爆发危机，即察哈尔事件、河北事件、张北事件、华北五省自治运动，这一系列事件统称为“华北事变”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，从此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。
蒋介石再度请黄郛出山整理华北危局，但他的这位盟兄弟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。仅仅1年后，黄郛肝癌不治在上海病逝，享年56岁。
从1928年到1950年，共计22年的时间。黄郛夫妇一直在莫干山一个叫做庾村的地方，进行着乡村实践工作，他和梁漱溟、陶行知、晏阳初等人一同组成了民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，是我们温派三农人学习的先辈。
他们倾家荡产，先是办了莫干小学，后来又办起了莫干农村改进会和莫干农事试验场，认认真真的搞起了乡村建设实验，为的就是挽救自清末以来凋敝的农村，也是为了扶贫。
这才是他的“主业”，他的副业才是偶尔帮蒋介石顶回缸，尽兄弟情谊。实际上黄郛一生未曾入国民党，蒋介石曾经派亲信送去一封入党志愿书，黄郛也是没签。
黄郛和沈亦云夫妇
蒋介石曾经叹道：“如果英士（陈其美别称）先生不死，可以办党，自己则专军事，而由膺白（黄郛别称）办政，可以分工合作，真乃天衣无缝。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，无意参预党的政治。”
黄郛作为蒋介石的义兄弟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帮蒋介石顶了两回缸，承受了世人无数的骂名。最终回归乡土的一隅，做着被大兵光临一日即瓦解的努力。
黄郛死后，蒋介石为《黄膺白先生家传》写了一个序言，寥寥几句，成是黄郛一生最应得的评价：
“志足以慑强寇之气，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，其忍辱负重，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。自来志士仁人，临汤火而不避者易，受疑谤而不辞者难，当其困心衡虑，不计毁誉...樽俎折冲，功同疆场。”
1936年黄郛死后，他的妻子沈亦云将他们在杭州的唯一一间住宅变卖，捐给了抗日事业。到抗战期间浙江被占领，这个小村庄在日军的掠夺下艰难的维持着，后来成果捐献给了人民政府。
该如何评价黄郛这个历史人物呢？
于国家、于历史，黄郛自然是罪人，他是蒋介石对外妥协政策的坚定支持者，我也无意为他做吃力不讨好的“洗白”。但有时候我们不免想着假如蒋介石不拿黄郛出来顶罪，又不知道蒋介石会请谁出来顶罪，但他终归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和那些屈辱的岁月一同警醒着后人。
于兄弟情谊，我想黄郛和蒋介石的关系，却是最令世人羡慕的一种。
于个人来说，他笃信佛教，对苍生有种同情和悲悯，他们夫妇在莫干山做的22年乡村建设，也不应该被抹杀。
你觉得呢？
我想已经没人在乎这个即将被历史遗忘的民国总理了。不过他还是留下了点“小东西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庾村搞了一个复兴计划，一个是接受了联合国和宋美龄捐赠的50头乳牛和2头种牛，让当地人喝上了牛奶，这是黄郛的心愿。
还有一个是建设了莫干蚕种场，培养了一个品牌叫做“天竺牌”的蚕种。2018年，以此蚕种为主要产品的一个浙江公司，将这个蚕种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，为一带一路做了点贡献。
我想，大概黄郛九泉下知道他的遗孀给他办成的这两件事情，会高兴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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